长城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文化遗产，分布于15个省区市，建造年代不同、形态不一、保存状况各异。长城保护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印发5年多来，古老的文化遗产不断焕发新的活力。长城保护过程中凝聚的智慧和形成的经验，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具有开创和示范价值。我国长城保护管理工作获得国际高度认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长城被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为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示范案例。

　　从“本体”到“整体”

　　加强保护，是传承利用的基本前提。保护好长城文化遗产，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首要任务。

　　坚持保护优先原则，就是对长城进行系统性、整体性保护，既要保护长城本体和环境风貌，也要保护长城沿线一切文保单位、世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新发现发掘的文物遗存，还要保护长城沿线传统村落及传统生活方式。一句话，现在的保护，就是由过去单独保护长城本体，转变为保护好长城沿线一切有价值的文物和文化资源。

　　　从“一般性抢险加固”到“研究性修缮”

　　在修长城问题上，大面积复原的做法一度占据主导地位——要修得像景区长城一样，雄伟、蜿蜒、磅礴。随着经验的积累和理念的转变，人们认识到，如今的长城绝大部分是残垣断壁、碎石土垄、沟沟坎坎，修缮应立足对历史遗迹的保护。

　　整旧如旧、整残如残，能不动的尽量不动，能不补的尽量不补，必须添加的，只限于保证安全和有助于强化古旧风貌，成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遵循。在具体工艺上，工匠们坚持尽量选用长城上脱落的原始砖块，使用原来的式样、材料和工艺，新烧制的长城砖也是按照古法定制的。长城开启了原状保护的时代。

　　　　从“就事论事”到“有法可依”

　　在国家层面的《文物保护法》和《长城保护条例》基础上，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印发《长城保护总体规划》，明确了长城保护、传承、利用相关工作原则、目标、内容及管理要求。《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印发后，沿线15个省份把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写入地方性法规，严防不当开发和过度商业化，采取硬保护、硬约束，划定保护红线，长城保护的法制化建设日臻完善。

　　近年来，河北、山西、青海等省份相继部署长城保护专项监督，督促解决了一批长城公益受损问题。长城保护检察院公益诉讼，是各地探索长城保护新思路中的一个重要尝试。最高人民检察院深化与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的沟通协作，联合发布长城保护专题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典型案件办结之后，检察部门向类案治理发力，以促进其他长城点段开展全面摸排、全域监督。

　　从“尺量目测”到“高科技手段齐上”

　　当前，用数字技术记录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国际趋势。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兴科技，为观察和记录文化遗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视角、细节和精确度，为探索创新资源挖掘和保护方法提供了可能。

　　曾经，长城的测量全靠长城保护员等带着干粮，背着水壶，拿着稿纸和铅笔，边走边记，边走边画，回来再进行整理。如今，航拍无人机、倾斜摄影建模、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等手段，逐渐提升和补充了尺量目测，让数据采集更全面、保护和修缮的准确性和效率大大提高。

　　如今，专家学者还在探索以数字化手段助力长城资源的基础研究、监测预警和开放共享。在科技手段加持下，长城的细微变化都会被监测记录在案、精准修复，长城保护方式也从“抢救性”向“预防性”转变。

　　从“几个人”到“很多人”

　　长城有两个基本特点：体量很大，历史很长。这两个基本特点决定了，长城保护传承不只是相关部门的事。近年来，长城保护传承取得重大成绩的一条有效经验，就是把其作为一项全民行动。

　　《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印发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新闻媒体等，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深入系统研究、阐释长城的精神内涵，全方位、多角度传播长城文化、弘扬长城精神，推动长城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说到长城保护，就不能不提长城保护员队伍。无论是骄阳似火还是北风凛冽，全国各地的长城保护员都会不疾不徐地行走在城墙上，遇到杂草就用镰刀清理，遇到裂隙就用手机拍照上传。目前，全国已有超过7500名长城保护员，守护着长城保护的“最后一公里”。文化的主体是人，保护传承的主体也是人。如今，对长城的热爱，早已从学术象牙塔走向全社会。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过程中，中华儿女展现出巨大热情，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汇成强大保护合力，共同守望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随着社会各界对长城价值的认知水平不断提升，社会力量参与长城保护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薪火相传，绵延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