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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西方人游记中的三山五园
发布时间:2021-11-08 阅读次数:483

  三山五园是对北京西北郊、以清代皇家园林为代表的历史文化遗产的统称。“三山”通常指万寿山、香山、玉泉山,“五园”一般指颐和园、静宜园、静明园、畅春园、圆明园。三山五园作为中国清朝皇帝“园居理政”的主要场所,集政治、外交、文化等多重功能于一身。17—19世纪三山五园经历了从兴建、至全盛、继而衰落的过程,这一时期来华的西方人留下了大量的游记,这些游记表现出了西方人对三山五园的认知。

  游记中的“物”

  大多数游记作者都会对所见到的景观有所描述或评价,通过这些对于“物”的记载,可以了解到该时期游记作者眼中三山五园直观的外在形象。

  17世纪末康熙建成三山五园中最早的畅春园,并在此开始园居理政,因此这一时期的传教士和使臣能够有机会进入畅春园并留下一些游记。游记中畅春园的特点是简洁朴素,法国传教士白晋写道:“这个离宫(指畅春园)布置得确实是整洁而朴素。”畅春园虽然风格简朴,但不失庄重。从游记中可以看出畅春园的建筑体现出了皇家的风范。除了畅春园,游记中出现最多的是圆明园。在18世纪,圆明园是西方人游记中的记述重点。和畅春园相比,圆明园的形象更为奢华。法国传教士王致诚1743年描述了圆明园的景致,称这里美轮美奂,像是一副浑然天成的艺术作品。王致诚称圆明园为“万园之园”。

  在1860年火烧圆明园事件之后,西方人游记中对于三山五园景观的描写有两点变化:首先游记作者到访的地点更多,很多人游览了圆明园、颐和园和香山等多地;其次,这一时期的圆明园已失去昔日风采,游记作者见到的是鸦片战争焚毁后的圆明园,因此常选择通过描写建筑物的装饰细节等来表达这里曾经的辉煌。

  游记中的“事”

  游记中所记录的故事,是我们了解游记作者对于三山五园认知的另一个重要元素,因此通过对事件记述的分析,可以了解游记作者的综合体验。

  1860年之前,游记中所记录的大都是外交事务,从中能够反映出三山五园的功能、在政治事务中的作用、不同皇帝的风格、清朝大国的风范、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以及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等内容。如法国传教士张诚记载了1691年到畅春园为康熙皇帝讲授几何课程的经历,在此期间他们受到了热情的款待。贝尔记录了1720年康熙皇帝接见使臣的仪式。巴罗1792年的游记中的事件则多为一些英国使臣与中国官员的“非官方交涉”。比如马戛尔尼勋爵拒绝向皇帝行跪叩礼,导致中国人降低了英国使臣的饭菜待遇;在接受皇帝赏赐的礼品时,使臣们被迫行跪叩礼等,从中可以感受到中英双方的相互不满。

  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法军总司令蒙托邦记录了英法联军掠夺圆明园的全过程,其中包括军队攻入圆明园、瓜分财宝、烧毁宫殿等内容。

  游记中的“人”

  在游记中出现的人物是游记中的重要元素,对于游记中人物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游记作者对于景观和事件感受的深层原因。

  17-18世纪进入三山五园的西方人主要是传教士和使臣。在张诚、白晋和贝尔的游记中,康熙皇帝热情接待这些西方客人,喜欢与他们讨论历史、科学、哲学等问题,并一起学习天文学、几何学、数学等知识。约翰·巴罗的游记中对于乾隆皇帝的评价较高,认为皇帝开明、和蔼、热情周到,但他对于朝廷中官员和太监的评价则比较低,如游记中“令人讨厌”的老太监、“排场极大”的官员以及他的陪同人员等。

  19世纪西方人游记对于中国人的评价继续下降。1816年亨利·埃利斯的游记中,有很多关于中国人的描写。比如在使臣等候的小房子中挤满了围观者,他们把使臣当作动物一样观看,游记作者甚至认为皇帝也没有对使臣给予友善的态度。

  这一时期到访的游记作者,除使臣外还有军人。在蒙托邦1860年的游记中,由于圆明园已被英法联军攻占,因此并没有关于中国官员或者皇帝的记载。1860年火烧圆明园事件之后,游记作者的身份变得更为多元,比如芮尼和密福特是英国使馆的官员、恩斯诺是德国商人、罗伯特·福琼是科学家等。前文提到这些人多是私人目的到访,因此他们的身份实际上都是游客。这一时期的游记普遍是记录所见到的景观,没有太多故事性,游记中对人物的记录也非常少,所涉及到的都是些普通百姓,比如密福特提到的僧侣、渔人和园林守护,还有恩斯诺游记中的村民。

  总之,通过对17-19世纪西方人游记中三山五园文献的梳理与研究,可以看到这一时期西方人对三山五园认知的发展变化过程,能了解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情况,这对于北京海淀三山五园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的建设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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